李亚鹏的新闻刚一热起来，熟悉的气味就回来了。

那种气味，你一定闻过。
不需要调查，不需要审计，不需要长期观察。
只要一个画面——
一个人站在光里，
我们就已经准备好，把他抬进神坛。
这套流程，中国人非常熟。
当年鸿星尔克捐款的时候，也是这样。
企业捐钱，本来是正常公益行为；
结果舆论现场，直接变成了集体朝圣。
“国货之光。”
“良心企业。”
“它都快倒闭了还在捐！”
“我们不买对不起民族。”
那一刻，鸿星尔克不再是公司，
是人格，是信仰，是民族情绪的容器。

后来大家才慢慢意识到：
企业是企业，账是账，市场是市场。
捐款不等于经营能力，
善意也不能自动抵消商业现实。
可问题从来不在鸿星尔克。
问题在于——
我们并不是在支持善行，
我们是在制造神迹。
现在轮到李亚鹏。
医院困难，孩子需要帮助，这本身非常值得同情。
他出面奔走、发声、筹资，也完全可以肯定。
但你会发现，舆论很快就不满足于“做了一件好事”。
它要的是——
“他是个好人”，
再升级成——
“他一直都是个好人”，
最后进化为——
“他是这个时代稀缺的良心代表”。
于是，一个原本复杂的公益与经营问题，
被改写成了一部人物传记：
失败的商人 → 被误解的人 → 坚持公益的斗士 → 民间英雄。
人设闭环，完成。

你甚至很难再提出任何技术性问题。
比如：
钱的去向？
制度的约束？
运营模式？
责任边界？
你一问，就显得冷血。
你一怀疑，就仿佛站在孩子的对立面。
这不是讨论，这是道德绑架式加冕。
最讽刺的是——
中国舆论对“神”的需求，远远大于对制度的兴趣。
我们不擅长讨论结构问题。
我们更擅长制造一个可以被崇拜的人。
因为人，比制度简单。
故事，比系统性感受更强。
英雄，比规则更容易传播。
所以你会看到一种非常稳定的社会心理：
不是社会出了什么问题，
而是“还好有某某”。
不是机制不健全，
而是“幸亏这个人站出来”。
仿佛只要神够多，现实就可以不改。
更可怕的是，
这种造神，是由人民亲手完成的。
不是宣传部门先写好稿子，
而是网友先冲上去，
自发接力、剪视频、做海报、写金句。
“他真的不一样。”
“他太难得了。”
“别黑了，他值得。”
于是，神不是被造出来的，
是被推出来的。
一双双手，把光源搬过来，
再把人推上去。
可你再往深一点看，就会发现一个极不对称的现实：
在这个社会，
捧一个人上神坛，真的很容易。
可让一个问题被认真讨论，极其困难。
甚至——
让某些非常严重、非常敏感、涉及权力与个人命运的公共事件被持续讨论，几乎不可能。
当年彭帅公开指控张高丽的事情，
在极短时间内，几乎从公共空间彻底消失。
你很难再看到持续追问，
更难看到公开讨论。
不是因为不重要。
恰恰相反，是因为太重要。
重要到不适合留下痕迹。
于是形成了一个极其荒诞的对比：
有些光，不能照。
有些人，不能问。
有些事，必须安静。
但只要是正能量人物，
只要是温暖叙事，
只要是安全光源，
我们可以毫无心理负担地把一个人抬成精神图腾。
造一个神，真的不要太容易。
你只需要满足三个条件：
第一，他出现在一个情绪高度集中的场景里。
第二，他身上有可以被讲成“逆袭”的故事。
第三，这个故事，不会触碰真正的结构问题。
剩下的，交给情绪。
真正值得警惕的，从来不是某个人被夸。
而是我们已经习惯，用造神，代替追问。
我们越来越不关心：
为什么公益机构会长期陷入生存困境？
为什么社会资源配置如此脆弱？
为什么很多公共问题只能靠“个人挺身而出”？

我们只关心——
下一个能不能站出来的“好人”。
这不是对善意的尊重。
这是对系统无能的温柔遮羞。
所以，把李亚鹏和鸿星尔克放在一起看，你会发现：
他们都只是光照到的那一瞬间的人。
真正令人不安的，
不是他们被看见，
而是我们太渴望，把任何一点光，迅速捧成太阳。
在一个可以让严肃问题悄无声息消失的环境里，
制造几个安全的神，
实在是成本最低、风险最小、效果最好的公共情绪工程。
神多了，
问题就不显眼了。
这，才是最稳定的叙事。